事实上，从尼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的80年战争可以看出，权力越有限制的政府，越受到金融市场的拥戴。

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國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國南京——中國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这实际上是中國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國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國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國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

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國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國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國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國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为此，一是要突出主业，有机整合，不能盲目多元化。

巨额损失主要源自投资和交易业务，如花旗集团在危机中所形成的损失中，有80%以上是缘自其大量买入的CDO和CDS。因此，从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看，创新与危机都是历史常态，对于创新诱发的危机，最终还需通过监管创新、制度创新来纠正偏差，化解危机。金融机构杠杆率高达50～60倍，远远超过几倍、十几倍的正常水平，加剧了自身财务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可以采取重组其董事会、完善公司治理、尽快剥离坏账等一系列措施，使其及早恢复正常经营。

特别是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不如愿，对外投资大幅缩水，海外分支机构经营惨淡，国际化战略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既不愿也难以取得政府的救助，又难以通过市场筹集足够的资金。

如从17世纪开始出现的现代银行制度、股份公司制度、金融交易所等创新，直接奠定了现代金融业的基础，推动了全球经济迅速走进工业化时代，但同时也出现了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郁金香事件、南海风波等危机事件，由此开始了中央银行的适度监管。为应对危机，金融机构纷纷摒弃杠杆交易，向传统业务回归。这便是为什么业务比较单一的金融机构受危机冲击更大、最先倒下的缘由。因此，对于中资金融机构而言，要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明确、可行的国际化战略，本着分散系统风险、挖掘盈利潜质、谋求长期效益和高附加值收益、逆周期操作的原则，正确判断经济金融形势，审慎选择并购对象，合理规避风险，理性出海，构筑国际化经营网络，切实提高内外业务整合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一流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等实行着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即使有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初步筹建了金融集团的雏形，也基本是一业突出、主辅结合的模式，集团内核心金融机构对综合经营的掌控力较强，经营模式、管理流程和产品种类都相对较为简单。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场流通的几乎所有金融衍生产品都出自华尔街。一时间，国际化潮流逆转。此后的金融创新浪潮和金融业大发展，推动了两次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于中国的金融业而言，近年来国有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已充分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明显成效。去综合化难改综合经营的基本趋势 在有关危机原因的分析中，银行综合化经营同样被视为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而对于引发并加重金融危机的两大复杂金融产品而言，综合性很强，很难明确归入银行、证券、保险等某个业别。一旦经济金融形势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就会一如既往地开始非国有化。

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收缩和筹资需求，以及股票市场过度波动导致的部分机构价值被低估，无疑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和海外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特别是在目前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传媒时代，全球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已无法将全球分布的供应链和全球化的市场重新分割开来，逆转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其一，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来看，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要根据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先试点、再推广，有序开展创新。花旗出售、关闭了部分区域的公司金融和消费金融业务，但却依然保留了投资银行业务。其二，从金融创新的程度看，美国是创新过度，中国是创新不足。

这一政策虽然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有利于金融稳定，却稀释了其他普通股股东的权益，也不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所标榜的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据统计，2007－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超过35%。

在出台此项措施之前，各国政府也曾积极斡旋，期望通过金融系统内的重新组合来摆脱困境。综合化仍然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汇改以来到2008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20%，大大减轻了商业银行将人民币资金转换为外币资本的成本，加快海外经营步伐的时机较好。而我国金融业则是以分业经营为主，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基本隔离。

为应对危机，要么变卖资产，要么补充资本金。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支持对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暂时性的国有化，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公开表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政府持股的形式。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不能因短期的曲折而迷失发展的方向，应当在全面考量、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吸取教训，借鉴经验，牢牢把握发展的大势，抓住机遇，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国际化、综合化发展步伐，不断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从业界到学界，也纷纷开始对传统理论所勾画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提出质疑。

可见，国有化是美欧等国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应急之策，金融业市场化的趋势没有改变。花旗CEO潘迪特上任伊始也明确表示，将继续走全能银行的道路。

CDO和CDS既非商业银行专属产品，也非一般的证券、保险产品。其基本逻辑是，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施后，银行大量涉足证券、保险等非商业银行业务，最终导致巨额损失，由此否定综合化经营，主张分业经营的呼声再起。

这似乎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长期以来经济金融发展实践所呈现的发展趋势相修逆。若非万不得已，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不会轻易采取国有化这种措施。

从实践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银行业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去综合化现象。一些投资银行（业务）真正陷入困境的也是与农贷相关的投资部分。即使银行实行分业经营、监管机构实行分业监管，商业银行或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仍能合法地发行或投资CDO和CDS。即使对于部分主动分拆非核心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也只是其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综合经营的趋势就此终结，市场好转之后，又将会以快速的并购重返综合化经营。

在此条件下，如果能进一步开展综合经营，加快整个金融体系的协调健康发展，反而有利于化解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所积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健康协调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最近报告的统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有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提出，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

同期，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两个曾经的行业巨头融合，客观上把综合化经营发展到极致——证券公司办银行。即使这次危机元凶的债务担保证券（CDO）和信用违约互换合约（CDS），其作为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只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触发点。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56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接近70%。实际上，还未等到全球经济完全企稳，6月9日，美国财政部便宣布，允许10家大银行提前归还总额680亿美元的政府金融救援资金。